凡是教育界的人都知道，學生對於同儕間的比較很敏感。
一位老師告訴我，後段班的學生會說「我很笨啦」或「我就是懶」。他們不願意努力，是因為不相信自己可以成功。老師必須花時間和精力，處理自尊心低落與缺乏動力引發的行為問題，這些學生較可能干擾課堂、逃學或不做家庭作業。
這樣的現象不只發生在新加坡，教育學者也不是不知道這個問題。珍妮・奧克斯（Jeannis Oakes）曾進行一項關於分班的經典研究，她發現根據狹隘的學業能力標準來分班，會造成諸多負面影響，其中包括學習成績低落的學生通常認為自己不擅長學習，因此不像成績好、認為自己有學習能力的學生那麼努力。
換句話說，教育界人士認為低收入家庭孩子「學習動機低落」的現象，在學校環境裡複製。具體而言，把孩子貼上標籤會造成自我應驗預言（self-fulfilling prophey），進而影響孩子的學習行為。
分流的教育制度的確有一些好處，包括孩子不會完全被放棄，仍然有適合他們的軌道，讓他們不至於輟學，但是同時也造成不合理的結果：這些孩子大多數智力正常，沒有學習障礙，但是他們從小就被標記為「遲緩」。
接受輔導的孩子，不見得有學習障礙
我曾和專門協助學習障礙孩子的輔導老師談話，得知她必須花好一陣子才能確定哪些孩子有學習障礙。因為大多數接受輔導的孩子之所以「落後」，是由於沒有夠多接觸學校教材的機會，並非因為他們無法以一般思維的方式學習。
換句話說，只要有時間和機會，他們的學習能力並不輸其他孩子。
缺乏機會的原因很多：接受較少學前教育、父母不會說英語（或是不會說學校要求的那種英語）、家裡閱讀機會有限、沒有補習班老師的額外輔導。他們「落後」的主要原因，可以歸結為階級的相對劣勢。
如果我們認為學校是學習的地方，如果「機會均等」是我們教育制度的口號，而普及教育的目的是盡可能培養更多有能力的個體，讓他們成為社會上有貢獻的成員，在校外學習機會不足的孩子，應該在校內有足夠的時間，來拉平由於階級差異而出現的優勢和劣勢。他們不該因為在校外學習機會不足而受到懲罰。
獎勵早慧，例如期待孩子剛進小學一年級就能讀寫，代表教育制度較重視分門別類，勝於培育人才。
貼標籤不只影響孩子，也影響父母
早期分班與貼標籤對父母和孩子都影響至深。較為富裕的父母往往也比較有信心說：我的孩子不笨，只是需要更多協助。孩子如何被學校分類；學校如何告訴父母，孩子與同儕相較之下的表現，都會影響我們對孩子及他們能力高低的想法。
如果我相信孩子雖然成績不佳，但本質是有能力的，我的解決方案會是尋求幫助，尤其是如果我有辦法花錢找人協助的話。
相反地，如果老師一再告訴我，孩子能力不佳或缺乏動力，我就會覺得孩子像自己一樣沒那麼會念書、不太可能有好成績。如果我反正也沒錢請家教，對孩子的期望也會隨之調整。
父母的想法和行為會影響孩子對自己與自身潛能的看法。
接受訪談的許多（低收入）父母都希望孩子比他們好，長大後不用過得那麼辛苦，但是在這樣的環境下，他們的孩子已經被蓋上落後、不如人、不夠聰明、能力不佳的烙印，要超越這些印象、看到孩子的才華和價值很不容易。
許多低收入父母努力想這麼做，但是就像很多人努力要獨立思考一樣，很難不受別人的聲音影響。我們重視老師對孩子的評價和分析；我們根據這個社會所謂的「正常行為」來評估自己的孩子。許多低收入父母可能就此放棄，相信孩子的學業不佳、不夠好，這樣的想法會影響家人間的互動。
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擅長踢足球、跳舞、烹飪，或幫忙做家事和照顧弟妹，但是遇到數學和英語就束手無策。一旦形成既定想法，父母和孩子都很難逃離這些標籤。
「我希望孩子比我更好」
美國記者妮可．漢娜－瓊斯（Nikole Hannah-Jones），撰寫了許多關於當代美國學校種族隔離和不平等問題的文章，許多現象是美國社會獨有，但是也有很多現象在其他地方同樣能看到。在2017年的一次採訪中，她提到一件令人感動的事：她讓女兒進入一所一般人認為沒那麼好的公立學校，即使她有能力讓女兒就讀「較好」的學校。
很多人不能理解她的決定，但她認為這是道德問題，而且重要程度遠勝自己小孩的福祉。如果把孩子送去念私立學校，就是在做許多中上階級父母在做的事：以逃避來破壞公立學校教育制度的核心價值。
我們很難做到像漢娜－瓊斯的那種程度，她說得沒錯，有能力選擇的人所做的決定，也會複製不平等。這對我們這些有辦法選擇的人來說，是非常不自在的結論：我們做的決定，即使我們以為只關於自己，事實上也和別人有關。有權力做決定的我們，不成比例地影響結果，同時限制無法選擇的人的選項。
每個人都可以說：「我希望孩子比我更好。」但是並非每個人都可以實現這個目標，或是在實現的過程中對於標準和規範擁有同樣程度的影響力。
身為父母，我們在要求老師指派更多家庭作業、詢問班上同學的程度、無微不至地管理孩子的生活、花錢請家教、努力爭取讓孩子進入特定學校時，都必須仔細思考自己究竟在做什麼。
我們應該在乎，因為我們正失去寶貴的人力資源。
我們都會在有別人孩子的社會裡變老；我們能否幸福地生活，取決於他們的能力。我們在公共教育投注心力，正是因為這樣的支出能帶來回報。若想提升所有人的福祉，我們必須確保在這個社會成長的所有小孩都能好好發揮潛能。
本文由聯合報系授權轉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