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灣歷經日本殖民、國府統治、政黨輪替，每個人都有其刻意彰顯於外或隱藏於內的身分認同，在台灣，因世代的不同更為複雜歧異。本報訪問了分屬不同世代的人物，談談他們關於認同的歷程。
黃春明（八十一歲，宜蘭羅東人，台灣重要鄉土文學作家）
我自小就被國家被洗腦要愛國、尊敬國旗，每天唱「反攻反攻反攻大陸去」；相對的，關於國家認同受到家庭的影響反而較少。
至今都還記得日本戰敗、天皇透過「御音放送」宣布無條件投降那天，大家圍在一起聽廣播，沒受過日本教育的阿公阿嬤那輩忍住歡顏、隨意站著，當過日本軍伕的父親輩卻是立正聆聽。當天皇說出戰敗、無條件投降後，阿嬤說：「甘有影？若有影就真萬幸！」爸爸卻哭了起來，有老人搭著父親的肩說：「啊你係空A（笨）喔？咱贏哩！哭啥？」
國民黨統治期間未能形成對中華民國認同共識，很大原因在於行政、教育、文化權多掌控在外省人手裡，形成了階級，並常以壓迫手段為之，這樣的作為怎可能不留下痛恨的意識？同樣的道理，如今當紅的自然獨，其實就是出生的認同，但若刻意操作起來就是意識形態、用政治利益綁架了，絕非愛國。
我沒走上極獨，也不影響我對中華民國的認同，深知文化要講共容、融合。像國中時期影響我作文最深、後來卻疑因通匪被槍斃的王賢春老師，當兵時對我不錯、跟我說「農民主義」，說我注定要做大事的徐指導員，都是外省人。
無論是文化認同或國家認同，都是隨時處於變動狀態的。其實，國家叫中華民國或台灣都不重要，對這個國家的感情在那裡？你認不認同她是一個國家？才是最重要的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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