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九六年台灣首次民選總統，那時節在作家劉克襄看來，正是台灣的輝煌盛世。「五年級當時還是年輕人，敢夢想，返鄉創造可能性的人很多；文化出版事業在那一年百花齊放，台灣開始可同步閱讀到大量的世界知識。」
明年邁入六十歲的作家劉克襄回憶，當時四十歲的他對民選總統還沒什麼概念，只像許多人一樣，擔憂那年大紅的《一九九五閏八月》一書對中共武力犯台的預言成真，「萬一中共真的打過來，台灣的努力就化為烏有了。」
當然，那年中共沒有犯台，倒是不少人因恐懼移民。台灣在不安中往前挺進，李登輝當選第一位直選總統，接著政黨輪替了，GDP（國內生產毛額）曲線，由成長到跟著疲軟的世界經濟局勢而一路下滑。
「拚經濟」是近年民選總統的首要任務，但是，當台灣GDP成長時，勞工薪資卻沒有雨露均沾，平均薪資倒退或停留在十五年前的水準。房價所得比飆到歷史新高，高房價成為民怨榜首。
台灣走了廿年民主路，人民真正當頭家。但廿年來，頭家你過得好嗎？
年輕人茫然 「不知哪裡有機會」
Q：為什麼民主廿年了，我們還是不幸福？
學者給的答案是「幸福感的匱乏，來自分配正義的下滑和所得不均的上升。」相對剝奪感、階級流動的僵化、就業機會不斷流失、薪資水準停滯，受創最深的是年輕世代。
廿八歲的朱宥勳說，大學校園瀰漫著「不知什麼在等我」的茫然氣氛，不知哪裡還有機會，他形容那種「一切開始往下滑」的感受，「比真的貧窮還可怕」。
勞工族吶喊 「社會不平等加劇」
Q：為什麼薪資停滯？未來只能靠抗爭嗎？
新竹縣產業總工會理事長詹素貞指出，台灣總統直選廿年了，換來的是薪資停滯、分配不均，及過勞剝削。勞工只剩下臥軌、上國道等，以肉體抗爭，才有機會爭取想要的未來。
台大社會系教授陳東升指出，台灣在一九九○年代，產業型態從勞力密集的傳統產業，變成強調技術密集的高科技產業，後者創造的工作機會相對少，工作結構因此漸漸轉變為一端是低薪但機會多、人多的服務業、一端是需高度專業、少數人才能進入的高薪產業，收入差距也變大。
陳東升表示，這類產業轉型帶來的社會不公平，原可透過稅制分配去移轉財富、縮減貧富差距，然而台灣稅制改革卻一直趨向減少大企業稅負負擔，所得稅率也都下降。即使是民選出來的民代、首長，所制定的政策仍偏向大型企業，未考慮全民福祉，以致社會不平等不但未和緩，反而強化。
月薪族苦悶 「減稅怎減不到我」
Q：輕稅簡政真的能救M型社會嗎？
「越有錢的人，財產越來自資本所得。」朱敬一指出，一般資本所得大部分是股利所得，土地增值稅另採分離課稅（單獨扣繳稅款，不與個人綜合所得稅合併計算）。但在這份資料顯示的貧富所得結構裡，最有錢的前萬分之一家庭收入絕大部分來自資本所得、財產所得；到了最有錢的前百分之十家庭，年收入只有23.7%來自資本所得，大部分來自薪資所得，一般家庭更都靠薪資所得。
朱敬一表示，馬英九二○○八年雖曾推行稅改，內容卻是輕稅簡政（簡化稅政），很難改善分配不公平，當時他甚至因此退出賦稅改革委員會。朱敬一說，當時台灣的租稅負擔率只有13%，在全球已很低，馬英九卻仍要實施輕稅簡政，他非常不同意。雖然民眾看到減稅都會很高興，但這就像吃嗎啡，一時很爽，但國家是身體，不可能一輩子吃嗎啡。
分配沒正義 「政府成了剝削者」
Q：台灣社會持續崩壞，癥結到底在哪裡？
關注分配正義的前衛生署長楊志良說：「這樣下去，我們必定失去國家。」執政或在野，是政治權力的分配，但兩黨在爭奪政權時，有沒有想到，台灣的根本問題就在「分配」？台灣社會持續崩壞，癥結就在歷任執政者長期漠視「分配正義」，絕大多數的人民失去對未來的盼望，相對剝奪感極大化。
二○一四年九合一國民黨慘敗、二○一六大選民進黨總統、國會全拿，楊志良說：「其實無關藍綠或意識型態，而是人民覺得政府成了『剝削者』，用選票表達憤怒。」
陳東升認為，台灣為何這次選舉進入第三次政黨輪替，原因就是原執政者未能嚴肅面對並解決台灣社會的不平等。「新政府一定要處理分配正義問題，否則這很快會反映在施政滿意度。」
蔡英文許諾「資源重分配來臨」
Q：政黨輪替，公民該累積什麼樣的監督能力？
民選總統廿年，朱宥勳雖覺得希望越來越稀薄，但珍惜現有的民主。「民主不保證效率、正確，但公民至少能藉此集結民意、授權政治人物，並在不滿時收回」。公民該做的是繼續培養抗體，監督政府。
「這是一個資源重新被分配的時代。」即將就任總統的蔡英文在大選前向年輕人承諾，「這是一個資源重新被分配的時代，分配的法則正在形成當中，下個世代不能缺席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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