昨日《關鍵兩年‧為台灣經濟開路》高峰會，在會場的發言及互動，充溢著大會總主持人前副總統蕭萬長先生所說的，對台灣經濟發展憂心忡忡的焦慮感，及求新求變的急迫感之外，還有一種氛圍，那就是與會者皆展現了同赴艱危、共挽狂瀾的使命感。
蕭前副總統的「三個最」，指出了台灣經濟面對的「三大關卡」，成為這場高峰會對台灣政經出路繞樑不去的殷切叮嚀，那就是：最持久的強浪迎面襲來，最無謂的內耗正在發生，最關鍵的機會不容錯失！
第一最，最持久的強浪迎面襲來。台灣當前正面臨「強浪」來襲，連馬總統也不諱言；比如，當他談到台灣在「自由貿易協議」（FTA）方面落後韓國，差人家不是「普通的遠」，而是「很遠」。而台灣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困局，儼然是所有與談者昨日在走進會場前不約而同已形成的第一個「共識」；蕭前副總統選用了「強浪」這個含蓄的詞彙，大會的用語則是「挑戰」，直白地說，其實就是「危機」。
與會者的危機感其實有明顯的交集，從大學畢業生較十三年前薪水不升反降，至產業政策不確定、人口老化、人才質量不足、教育政策失衡，到台灣會不會邊緣化；這儼然是一波「複合式的危機」，能不教人憂心忡忡？
第二最，最無謂的內耗正在發生。昨日在與談者的口中，經常聽到「內耗」「空轉」這兩個詞，幾乎是異口同聲。蕭前副總統指出，最顯著的「內耗」有三方面，包括：一、各部門危機意識不足，延誤決策及因應；二、公平正義迷思重創政府與企業信賴關係；三、朝野惡鬥讓台灣陷於空轉惡性循環。這應是對「內耗」最中肯且周延的詮釋，前兩項指向政府的責任，第三項則指朝野惡鬥。此一詮釋，應可促使主政者深思，可見決策的遲誤及政府與企業之間溝通的阻塞，皆是形成「無謂內耗」的原因；社會因主政者的失能，而付出無謂的損耗。
然而，「內耗」之所以成為多位與談者關注的焦點，主要是指朝野藍綠政黨的惡鬥，蕭前副總統也指出了此點。例如，張忠謀先生認為，今日藍綠兩黨，至少應在兩岸政策及台美政策上尋求共識；他指出，美國的兩黨即在外交政策上大多採同一立場，一致對外。
台灣的「藍綠惡鬥」，可自國憲認同鬥到美國牛肉，且以立法院為惡鬥的場域，非但撕裂社會，有時簡直使國政癱瘓。因而，多位與談者直接將立法院指為「內耗」的根源，儼然已成國家社會難以承負之重。
在「內耗」的話題下，民進黨前立委洪奇昌成為焦點；他的一番話，似乎表達了多數與會者的心聲。他說：台灣沒有內耗的本錢，兩黨應結束對立、對抗，改為對話；執政黨應是有主政能力的執政黨，反對黨則應是理性負責的忠誠反對黨。洪奇昌語畢，響起滿堂掌聲。
第三最，台灣最關鍵的機會不容錯失。民主化帶來的副作用之一，是意見分歧而共識凝聚不易，經濟及產業發展決策往往取捨難決或搖擺不定，就在拉鋸之間，台灣便一再坐失大好機會，而在每個階段所面對的經濟機遇，遂有每下愈況、一蟹不如一蟹的趨勢。
也因此，昨天馬總統在峰會上致詞強調「黃金十年」的施政主軸，企業界大老張忠謀卻以「黃銅十年」一詞為他作了修整。「黃金」與「黃銅」，兩者價值自有差距。但張忠謀的談話，並非要挫折台灣人的自信，而是試圖提出一個比較務實、合理的目標，讓人們覺得這是可以追逐及實現的理想。確實，在經歷「失落的十年」後，「黃金十年」的提法恐怕稍嫌浮誇；但即便是「黃銅」，若能共同努力擦拭拋光，也能透出沉厚的光澤；那麼，一個不華麗、卻結構與風韻別具的「黃銅十年」，又何嘗不值得追逐？
在全球化變動劇烈而產業生命周期日漸縮短的情況下，如何把握有效時機做出正確的選擇，對於政府及企業都是嚴苛的考驗。尤其政府，目標稍一偏差或手段選取不當，就會導致可怕的浪費或使產業集體陷入泥沼。以扁政府的「兩兆雙星」政策為例，不過短短十年，一場華麗的大夢卻變成了雙Ｄ產業的幻滅，年虧兩千億元還不知如何收場。反觀馬政府推出的黃金十年、三業四化、自由經濟島等口號，表面看似架構宏偉，卻缺乏具體的內容和行動方案；在民眾眼裡，不免顯得空泛。扁政府的魯莽揮霍，與馬政府的行動力不足，都是失機僨事的原因，這是該上緊發條的時候了。
昨天的高峰會上，雖然產官學界均對台灣經濟發展腳步凌亂感到焦慮，但大家對產業界的競爭實力卻不悲觀，都深信以台灣企業長期打下的體質和韌性，有雄厚的本錢在世界一搏。絕大多數人也都主張台灣應該持續保持開放，以迎戰全球化的競爭；但開放作為一種政策工具，應該作更聰明的運用，一方面要符合貿易自由及互惠原則，一方面不造成過度衝擊，另一方面又可刺激國內產業提升體質。這樣的認知，可供行政及立法部門在決策及立法時的重要指標。
如何克服這「三大關卡」，以啟動「願景工程」，歸納高峰會的主體見解：一、迎對強浪，要有危機感；二、結束內耗，應停止朝野惡鬥；三、把握關鍵機會，要有劍及履及的行動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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