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明連假後的第一個周日，出遊潮與群聚感染成為肺炎疫情最新話題，台北車站人流量明顯低於往常，但逾百位街友仍以巨大站體為中心生活著。有人因故不願返家，更多人則是無家可歸。
這裡是九〇年代勵志歌曲《向前走》的 MV 拍攝場景，歌手林強當時就站在在大廳唱著：「我的理想佮希望攏佇遮。」
這裡卻也是台北夢破碎的終點，和全台街友與社福資源最密集的場所。如今受新冠肺炎影響，街友賴以維生的打工機會銳減、願意上街發放食物的熱心人士也減少頻率，連街友們戲稱「最適合露宿」的台北車站都不再適合求生，全國無家群眾面臨的生計困境比肺炎更嚴重。
「先不用說肺炎，大家連命都快丟了。」現為萬華社福中心探訪員的前街友張耀庭如此形容。
疫情爆發之前 街友們其實也有工作
「以前都發一百個便當，禮拜四我們買到一百六十三個才夠，還有人說已經餓肚子兩、三天。」張耀庭說，街友們最怕生病，當然都會擔心新冠肺炎，只是斷糧危機讓他們沒有餘力思考其他事情。
台北車站周遭的兩大救濟據點為救世軍街友關懷中心、基督教恩友中心。以菜色豐富聞名的救世軍只有每周一至五開放，街友需在早上十點持身分證排隊登記，一天一餐且數量有限；恩友中心則是周二到周日供應，領取前簡單簽名即可。
雖然偶有民眾發放物資，官方或民間單位也會在各節日加強探訪，但除此之外的時間，街友們必須想辦法求溫飽，最穩定的管道仍是自己賺錢。
張耀庭強調，沒有人想餐風露宿，大多數街友都會搶著去工作，豈知願意雇用街友的行業大半因疫情停擺。
張耀庭說，現在民俗活動被迫停止，跳陣頭的街友自然就零收入：加上夜市攤販休息，菜市場沒必要出那麼多貨，搬運工整天愁眉苦臉：上街人潮變少了，發傳單就不符成本，自然無工可打。只剩下工地或幫建案舉廣告牌的還有飯吃，可惜僧多粥少。
無薪假一個月，隔離十四天，一般人可能還有餘力忍受，省一點就是了：對沒有隔夜糧的街友來說卻是「如何活下去」的問題。
社福團體「人生百味」的成員巫彥德對都市貧困議題關注已久，他透露，疫情期間出現的新面孔過去多睡在網咖、便利商店，最近因用光積蓄，被迫來到資源比較豐富的台北車站。
巫彥德指出，這些隱形族群過去未列入政府的追蹤名單，現在卻一一浮現，可見疫情衝擊社會各層面，影響程度早已超出醫療範疇。就算新冠肺炎疫情總有一天會平息，大家又需要多少時間才能重拾生計？
社工心中的體諒 外界卻難以理解
隨張耀庭繞行台北車站三圈，街友們的分布深入捷運地下通道，遠至二二八公園。能夠在車站「蛋黃區」占有一席之地的通常已是老江湖：若沒那麼有手段或年資，往往只能依靠零星掩蔽物。
張耀庭曾是街友，七十歲仍不分晝夜，有空就在車站周遭巡視，發現需要協助者，便立刻回報社工通訊群組。他沿途向街友們問候第一句話總是：「你吃了嗎？」這是生存最重要的：然後一路向記者介紹每名街友的背景，一度多到來不及讓人做筆記。
「老莊以前當過老師，現在賺到錢就拿去買書，他是我們這裡最紳士的街友。」
「趙大哥的兒子怎麼勸他都不回家。」
「阿梅喜歡跟外勞聊天，他們比台灣人熱情多了。」
「郭伯有蜂窩性組織炎又不戒酒。」
「還有躺在門口的茂哥，我這三年每天打招呼，他就是不理我。」
「這個叫阿哲的四十幾歲，因為憂鬱症和健忘症被家人趕出來，他以前住過收容中心，結果有次去淡水打工被人騙錢，最後用走的回台北，然後就不敢再住回去。」
張耀庭靠近躲在捷運站 M8 出口地圖後的男子，先問他今天吃了嗎？阿哲一言不發點點頭。再問他願不願意受訪？阿哲又把身體縮回一隻老舊行李箱後，仍不發一語。
張耀庭笑說：「別看阿哲很害羞，有一天他好不容易賺到錢，竟然買了飲料和餅乾送我。街友的生活就像這樣，裡頭當然有壞人一拿錢就酗酒，還會打架；可是大多數人也知道，我們要『取之社會，回饋社會』，有那麼多善心人士願意幫忙，你終究要自己救自己。」
這段話看似嚴厲，張耀庭本人卻正是最佳案例。
他曾經從商，在 2008 年金融海嘯摔下浪頭，當下羞愧與不服輸的念頭困住他，逃家試圖東山再起。結果債台越築越高，一回神自己已流落街頭，連住旅館的現金也用盡。接著他打零工近十年。他曾為了求生，把身分證賣給來路不明的掮客買易付卡，莫名落得三個月刑期，兒子結婚生小孩，他都沒臉現身。
即使現在終於租房、告別無家生活，張耀庭心中依舊想著：「我有什麼臉見家人？」他感嘆，離開街頭是自己幸運，希望把餘生拿來陪伴這些街友夥伴。
對張耀庭或眾多社工而言，陪伴沒有訣竅，關鍵在於耐心和尊重，如果今天被擺臭臉，明天就再問候一次，直到對方願意向自己開口為止。他也說，正因為每位無家者有不同的生計、健康、精神狀況，當問題越複雜，社會大眾又無法深入了解時，就會衍生出各式各樣的誤解，這在人心惶惶的疫情時局下越來越嚴重。
要印證張耀庭的擔憂很簡單，上網搜尋「街友、肺炎」等關鍵字，前幾個結果便會告訴你「恐成防疫破口？」甚至有民眾向台北市議員陳情，稱街友們未配合防疫措施，不戴上口罩或保持安全距離。
與其說是防疫破口 不如正名為非自願的防疫漏洞
「街友的確有可能變成破口，或者說是『漏洞』。」巫彥德認為，並非他們主動打破防護網，而是資源有限，又被排除在既有政策外，才讓街友沒有辦法配合，最後被迫落入洞中。
像是張耀庭尚未和妻子離婚，兒子又沒有經濟困難，既然在戶籍上有正常生活的家人，他便不符合中低收入標準。其它以打零工維生的街友即使失業了，也迫於身分被認定為「非勞動力」無法申請失業救濟金，再加上零工通常未投勞保，他們不得求助一般勞工的紓困補助。
目前北市社會局社工每周上街探訪的頻率已增加為二或三次，並同步發放口罩、測量體溫，更有兩周一次的跨部會聯合夜訪，局內既存物資量充裕，衛生福利部每周依各縣市的街友列冊人數提供補貨，但金錢相關補助僅針對被隔離者。
這些「防疫措施」雖能防堵疫情，卻仍無法彌補「生計缺口」。
巫彥德建議，街友處於疾病和生計威脅之間，官方應在發口罩、測量體溫時一起配給食物，同步要求大家簽名，甚至提供街友紓困資金，讓他們「從被動轉主動」合作，各單位還能藉此統整過去未追蹤到的黑數。
「街友同樣是社會中的一份子，那當他們不得已成為防疫漏洞時，就要讓他變得有辦法一起關心，而不是被排除在外。」巫彥德認為，街友通常處於開放空間，沒錢去旅遊，不太和行人互動，在台灣尚未發生大規模傳染的當下，他們染病的機率可能還低於旅行團。
面臨歧視和肺炎 無家者當然還是想活下去
走訪現場，台北車站近半街友們都配合戴著口罩，他們深知新冠肺炎的危險性，卻缺少積極參與防疫的餘力。
以街友小魏（化名）為例，問他如何看待新冠肺炎疫情，小魏淡淡回應，街友看起來時間很多，其實光是打工、找食物就夠忙了；雖然有收到社會局每周三片口罩，乖乖配合測量體溫，卻無力在乎外面世界的其它紛擾，僅能自保。
「就算我住在街上，也不想得肺炎啊。」小魏說，他不想去害到一般人，人們不想靠近他，這樣的社會距離大概自動符合高標準。「如果還得肺炎就聽天由命，至少最近沒有感冒發燒。」
另一名街友阿義說 ：「我知道今年又有 SARS，我每天都有看報紙，上面說很嚴重，那你問我對 SARS 有什麼感覺，跟我一起坐下來，觀察路人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。」
他形容，路人看街友就像看到髒東西，避之唯恐不及。
把新冠肺炎當成 SARS 的阿義現年七十三歲，見記者來訪便馬上戴起口罩，他說蹲著講話不舒服，坐厚紙板聊天才爽，他在上面看清許多人性。
那除了歧視之外呢？阿義解釋，前陣子食物變少，他一度懷疑會不會餓死，接著社工開始常常出現，每隔一兩天就量體溫，也因為不戴口罩進去車站裡會被警察「請」出來，大家都把每周收到的三片收著好好用，戴口罩還能順便保暖。
阿義感受到的敵意氛圍並非妄想，早在 2003 年 SARS 期間，創世基金會前秘書長郭慧明、時任北市社會局局長顧燕翎等專家都曾呼籲，街友並非社區傳染的唯一途徑，各界不應向街友投射過度恐慌。
顧燕翎更曾撰文批評：「一位名嘴公然在談話節目表示，沒有立刻將遊民關起來是政府無能的表現，社會歧視趁此找到宣洩口，有人看到自己不喜歡、在街頭遊蕩的人就打電話到社會局，理直氣壯地要求我們『抓遊民』。」
事實上，當時唯一一名確診 SARS 的街友是在北市萬華區某醫院就診時意外被院內感染，和社區傳染無關。
口罩與安置資源暫到位 但過度集中台北成隱憂
為街友提供短期安置服務的芒草心慈善協會執行長李盈姿指出，各縣市在 SARS 時以「大規模集中隔離」街友為主要方針，例如台北市的武崗營區便收容了 160 人，該做法僅是回應民眾恐懼，並非真正替街友提出解方。
與當年相較之下，李盈姿比較認同台灣當前的「防堵」和「分散風險原則」。她提及，若一有街友接受檢疫，便將所有人集中隔離的話，反倒會無謂耗損資源、增加群聚感染風險。
芒草心為此在二月開始沙盤推演，社工和機構住民進入據點前都必須戴口罩、量體溫。李盈姿透露，當時疫情發展不明，各組織都十分擔心有街友需要送檢，直到北市社會局在三月底研擬對策，各庇護所才開始規劃應急床位，並協助調查周遭旅館業者的合作意向。
目前衛福部定調將開放「集中檢疫所」供有隔離需求的街友免費入住，北市社會局社工科科長陳怡如補充，北市安置程序暫分為兩大方向，若是在「街頭上」的人，會與衛福部協調轉置集中檢疫所。
至於「平常就住在中介機構」的個案會優先改送官方收容所的特設床位，健康者搬到其他樓層或民間單位，若空間再不足，最後將動用可配合的旅館業者，由政府全額給付。
但直轄北市社會局的中和收容中心、官辦民營的廣安居兩間機構共有 113 床，再加上提供短期住宿的民間組織，床位其實仍和北市 675 名街友的列冊數字相差甚遠，僅能以防堵為優先。
換句話說，雖然口罩充足，安置卻存在隱憂、宣導需要加強、溫飽更是最大缺口。
巫彥德對此呼籲，即使雙北的防疫能量可負擔當下需求，中央依舊需要「更超前部署」，況且全台社福資源都以台北為優先，六所官方機構集中於北北基，南部合計三所，中部僅一所，東部更是掛零。
跨縣市安置必須耗費繁雜時間，街友會害怕離開既有生活，在地社工以「一對一」相處模式建立起的互信無法被量化、被複製到新環境的社工身上，巫彥德透露，甚至有街友離開外縣市的機構後，便從此與社福系統斷了聯繫。
疫情總有一天會結束 但流浪生活呢
街友既與世界隔絕，又受疫情牽連，光是能安然度過今日就已是奢求，遑論思考明天。張耀庭感嘆，這些甘苦人每多活一天，就要多找一天讓自己開心的方法，就算疫情結束了，他們又要怎麼離開街頭呢？
對新冠肺炎「聽天由命」的小魏最近在工地受傷，目前還無法搬重物，夢想雖是存錢租房，咬牙可付出一個月租金，卻也只夠一個月。
他自述在監所待了十幾年，服刑完才得知父母均亡故，既無積蓄又難找工作，最後來到台北車站生活，打零工度日竟還在街頭上結識伴侶，兩人用厚紙板造墻築窩，住隔壁的林姐笑說，那是他們的小世界。
小魏指著腿上的手術痕跡懊悔自己搬鋼樑時受傷，幸好社會局帶他就醫。林姐又插嘴：「不要聽他亂講，那是他們夫妻太熱情，玩斷的。」張耀庭隨即應和：「那我要去跟社工告狀」。
此時一名發送食物的善心人經過，小魏拿了一盒泡菜，開心舉在手上說：「我比其他人幸運多了，至少能打工，這裡有神經（精神）出毛病的、老的、殘障的，每個人都有故事，所以東西夠用就好，我還中過發票，然後自己買便當去捐。」
「反正吃不完會浪費，剩下要分給其它好朋友。」小魏往左右一指，林姐依舊笑呵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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